《回到1938》
江南,在我的记忆中总是潮湿暧昧的。
在我离开了它六十多年後,昨晚,我又梦见了它。
一条碎石板的小街,一座长满青苔的石桥,一家形容古朴的的茶馆,以及一个穿著靛青色长衫的男人瘦削的身影。
那是1938年春。
我十四岁。
那一年,很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涌到了我们镇上。
我放学回家时,总看见密密麻麻的人占满了整条街道,一批又一批,面黄肌瘦,神色灰暗。也有幸运的占了好位子的,那是沈家茶馆前的一片空地。沈老板总是让他那小二拿出一些卖剩的茶水糕点分给他们。
沈老板并不常出来,他出没在茶馆的二楼。偶而下次楼来,与茶馆的掌柜算帐,或张罗从城里进货。
我有一次过桥见到他,他正从二楼的格子窗里探出身来。我望了他一眼,见他脸色苍白,神情淡漠地望向桥那边。
他忽然看见我在向他张望,幽幽地一笑,关了窗。
很多年後,我想起他时,总先想起那天他的白皙脸孔上浮现的诡异笑容。
二月过後,春节的气氛淡了。
从北方逃难来的人虽减少了,但陆陆续续,并不间断。
春假後的第一个上学日,我在小街上走过,与往常一样听著家家户户门口洗衣拣菜的大婶小姑的流言蜚长。
“茶馆里多了一个夥计。”
“沈老板收留了一个难民。”
“他差点饿死了。”
“沈老板真是好人。”
“为啥他不成亲呢?”
“三十好几了吧。”
“不会有什麽隐疾吧。”
几个大姑娘抿著嘴笑开了。
我狠狠瞪了她们一眼。
在一旁纳鞋底的莹子看见我,甜甜地叫:
“狗子哥,上学呐!”
“去去去,别叫我狗子。我有学名!”我冲她吼。
莹子怯生生地望了我一眼,不作声了。
“我上学去啦!”我面无表情地说。
她眯起双眼露出微笑:“放晚学见。”
当我路过茶馆时,还特意向里面张望了许久,却没有发现大家口中的新夥计。
听小二说是那人病得不清,留在二楼休养。
曾经也有人路过我们镇时病倒,但是没见到沈老板收留一人,这次为什麽要留下他呢?
我很好奇。
或者说我们镇上所有人都很好奇。
据目击此事的人们回忆,当时几十个逃难的人争先恐後地跑过桥,朝茶馆方向奔来。
沈老板正直立在窗口,望著前方。
口述的人们对於这个细节有些差异,有人说他在看那些难民,反驳的人说他在看桥那边的沈家旧宅——当年创办这个茶馆的老太爷,也就是沈老板的曾祖父在一个春日离奇地死在那里,从此沈家搬到了茶馆里住,老宅便荒废了。
但大家口径一致的是正在难民们过桥时,窗口的沈老板忽然激烈地咳嗽起来,原先一张苍白的脸孔上泛起了红潮。
他大声喊楼下的掌柜,让他把站在桥头的小夥子叫进来。
他一边咳一边喊:“不是那个!穿酱色袄子的!不是!旁边的!”
人们看见掌柜把小夥子领进了门,或者说是搀进了门。他当时已走不成路了,浑身哆嗦著,脑袋绻缩在一件酱色的旧袄子里,只露出一双半眯著的眼睛,迷茫地打量著四周。
他随後被扶到楼上去了。
据掌柜透露,那小夥子只是长期未进食,未休息,并无恶疾。
果然,两天後,镇上的人们看到了这个外乡人。
那日放晚学,莹子正蹲在河边洗衣服,看见我,朝我招招手:
“狗子哥,放学啦!”
“叫我书阅哥!”我凶巴巴地说。
那丫头噗哧一声笑开了:“我叫不出来!”
“我不理你了!”我怒道。
“书,书阅哥,”她边笑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哦。”
莹子神秘兮兮地靠近我说:“你知道沈家茶馆里的那人是谁?”
“是谁?”不知为什麽,我对这个外乡人特别感兴趣。
“我刚才打酱油路过时还见著他呢。”莹子说,“他正和掌柜在说话呢。他说自己是上海一个学堂的学生,还说什麽鬼子,什麽抗日呢!狗子哥,不,书阅哥,你说他说的是啥意思呀?”
我记得老师说过,北边乱得很,日本鬼子要杀中国人,中国的学生就反抗,就运动,是好样的。这麽说,那人是个抗日的!
我心头一热,拔腿就往茶馆跑去。
莹子在身後叫我,我已全然不顾了。
我在茶馆外溜达了半天却没见著他。
奇怪,去哪了?不会已经离开我们镇了吧!
我只得回家,一路上竟不停地想著上海的种种。
刚跨进家门,我就一头栽在床上,沈沈睡去。在梦里,我到了上海城,和许多人一起扛著大枪,得意洋洋地在大街上走。忽然一个看不见脸的的人揪著我的衣领说:“这小子不是抗日的,他是镇上的狗子!”我急得大声申辩:“我是抗日的!我叫刘书阅,我不叫狗子!”他竟不听,拿起枪,对著我脑袋就是砰得一下。
我被惊醒了,想著方才离奇的梦,我再也睡不著了,便悄悄起身出了门。
我嗅著江南春天特有的潮湿中带著腐烂的气息,头晕晕的,走著走著,失去了方向。
当我停住脚步时,忽然发现自己正站在那座石桥上。
想象一下,在1938年的一个春夜,我站在一座长满青苔的石桥上——前方是沈家茶馆,身後是神秘的沈家老宅。
我在微寒的夜风中瑟缩著,下意识地抬起头。
我看见了他们。
那个神秘的年青人站在窗口,高高的身材,浓密的黑发垂在额前,削瘦的脸颊上有几个红点——我猜是冻疮。
身侧的沈老板抬著头和他在说话。
忽然,沈老板举起手,伸到他的肩头,轻轻地拈起一根头发,望著他笑了笑,扔出窗外。
年青人也微笑起来,还调皮地努努嘴。
沈老板一把揽住他的腰,嘴唇渐渐靠近他的耳畔,突然,重重地咬了下去。
我打了个冷颤,逃也似地跑了。
我飞奔,脑子里却象慢动作似地重演著方才的一幕:
沈老板轻柔的动作,他肩头的一根黑发,两人的笑容——
一遍又一遍,无法停止。
我病倒了。
母亲怪我自己不好,深夜穿著单衣出去玩,怎会不受到风寒?
我不理她,任自己的身体无力地摊倒在床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地听到有人在叫我。
“狗子狗子!”
我眯著眼睛说:“我叫刘书阅,不叫狗子!”
是谁呀?我慢慢睁开眼,面前的人却吓了我一跳。
“沈老板?!”我惊道,差点从床上蹿起来,“你怎麽来了?”
“我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他和气地说。
“是这样——可你不认识我呀!”我更惊讶了。
他忽然凑近我,伸出手慢慢地从我的肩头拈起一根头发,还冲我笑了笑。
我忽然觉得身体动探不得,汗水从额头流下,浸湿了衣服领子。
“你看见了什麽?”他依旧微笑著问。
“我——我什麽都没看见!”我大叫。
“你看见了什麽?”他的身体慢慢逼近我。
“我真的什麽都没看见!”我吓得大哭。
我哭醒了。
原来是梦!我舒了一口气。
环顾屋子四周,一如平常——他并没有来过。
这才发现裤裆间凉凉的,已湿了一大片。
那年春天,我的个子忽然开始疯长,我甚至发现自己的嘴唇上方出现了一些细黑的绒毛。
虽然事後证实那只是发达的汗毛而已,但那时,我是欣喜的。
我象所有少年一般为自己逐渐迈向大人而沾沾自喜,从而忘记了那天夜里所有的恐惧。
我最喜爱的游戏是站在桥中央,看著渔船驶过桥洞,当船从桥下露出头时,我总觉得自己就站在船身上。
桥摇晃著,我也似乎摇晃起来。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著这个游戏,那天也一样。
一艘陌生的乌篷船穿越小镇的水路,来到我站著的桥下。
我兴奋地期待著它钻过桥洞。
它却停住了,从乌篷下探出一个脑袋,冲我喊道:“小孩,知道沈家茶馆在哪儿吗?”
这是个年轻女人,齐耳短发,声音脆脆的,口音不像本地的。
“那边!”我胡乱一指,不满於她叫我小孩。
“谢谢。”脑袋又缩了回去。
小船摇摇摆摆地扭出了桥洞,向茶馆方向驶去。
这个女人去茶馆干什麽?她是谁?她找谁?
我反反复复地想著著几个问题,心乱成一团。
我在茶馆门口游荡了好一会儿,始终看不出有生人来过的痕迹,终於狠了狠心,拿出存了很久的铜钱,拿到柜台上。
“掌柜,给我秤点茶叶。”
掌柜手脚很麻利,一下子秤好,包好,递了过来。
我向四周环顾,也不见那女人,只得开口问:“掌柜,今早有人向我打听茶馆,不知那人有没有找到这儿,你见著了吗?”
“见著了。那姑娘是来接章义少爷的。”掌柜说完,拿起算盘拨起来。
我不好意思再开口了,拿起茶叶,退了出来。
章义就是那个借住在茶馆的年轻人。
自从那个晚上後,我再也没见过他。
在我的想象中,他是幽灵般的人物,在沈家茶馆中来去自如,又不踏出茶馆一步。
他就象另一个君王,同沈老板一起分享著茶馆这个宫殿,高高在上,直到这个年轻女人的到来,才将我对他从想象拉回了现实。
如今,他要走了,被那个短发的女人接走了。
我的内心莫名激动,想到了茶馆二楼的那扇小窗中沈老板望著我的眼神和诡媚的笑容。
滚吧!
再也不要回来!
梦中,我竟笑出了眼泪。
第二天,镇上议论纷纷。
“沈老板送了一大笔钱给章义那小子。”
“是捐给他家乡的吧。”
“胡说,沈老板是捐给抗日的学生。”
“真的?毛孩子能干什麽呢,还不是瞎胡闹!”
“就是,沈老板真是善人呐!”
句句话钻进我的脑子,心口震地砰砰跳。
我想象著沈老板出钱的万千理由,甚至想到了那外乡人是不是坏心眼地骗沈老板的钱。
沈老板没让我继续胡思乱想下去,那天下午,茶馆门口贴出了一张布告,雪白的宣纸上整整齐齐地写著几排字,大意是号召镇上有识之士捐款捐物,支持抗战云云。
围观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大家感兴趣的不是那张布告,而是难得一见的沈老板和章义也在旁。
大夥儿七嘴八舌,指指点点,却没有一人上前捐助。
那日,阳光极暖。
沈老板坐在大门一侧,手中端著一个茶杯,青花的,印著他的月牙色袍子,很是好看。
章义站在他身侧,斜靠在门梁上,似乎比前几日见他时白胖些,却倦倦的,没什麽精神。
沈老板微笑著和他说话,他也只是淡淡地回个一两句。
过了许久,人群已零零落落地剩下了几人,布告下的坛子里却只有几枚铜钱孤零零地呆在里面。
章义的脸色有点不好看,我听见他咕哝了几句,转身进了茶馆。
沈老板站了起来,对剩下几人道了声谢,便也往门里走。
人群散了。
我的视线却跟随著沈老板的脚步进入茶馆,在楼梯口,他快走几步,一把握住了章义的手。
“别急。”沈老板安慰他说,“款子总会凑满的。”
“现在还缺一大半呀。”章义急道。
“可惜我没那麽多现金——”
“别这麽说,你已经帮了我不少忙了。”
“狗子哥,看什麽呢?”身後忽然有人叫我。
我一惊,回头,是莹子。
我压低声音:“别说话!”
莹子好奇地问:“干什麽呢?”
我没理她,继续往里看。
却只见沈老板月牙白的袍边在楼梯上一闪而过。
章义走的那天是清明,同许多清明一样下著细雨,小镇笼罩在青黛色的水气中,显得不那麽真实。
我就站在茶馆前的小桥上,看著沈老板把章义送出大门。
沈老板一袭靛青色的长衫,手执一把纸糊的旧伞,默默地跟在章义和那年轻女子身後。
一艘乌篷船已停在桥下,艄公等著客人上船。
章义把伞递给那女人,言语了几句,她点了点头,走下堤岸,上了船,他则走到沈老板的伞下。
两人在伞下的表情,我已看不真切,只见沈老板把手中的伞塞到他的手中,又轻轻拍了拍他肩头灰尘,将他褂子上的折痕一一抚平。
沈老板的嘴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
章义要把伞还给他,他没拿,只推了章义一把。
“走吧。”我听见他说。
章义挥了挥手,握著他的伞,走了。
他却伫立在桥头许久,雨水渗透了靛青的袍子,凝结一般地裹在他的身体上,像座雕像。
我好几次想将手中的伞递给沈老板,却终於没能这样做。
他就象一个独立的空间,容量只有一个人。
我走不进去。
沈老板病倒在那天的午夜,茶馆的掌柜慌张地把我父亲找去了。
父亲是小有名气的中医,镇上人凡有大病急病,想到的通常是他,而沈老板找他,还是第一次。
我借口为他拿药箱,也跟著去了。
我还是第一次走进沈家茶馆的二楼,里头没有我想象中的富丽与神秘。
家俱是桃木的,挺古旧了,还隐隐散发出一股霉味。
“沈老板在里间等你。”掌柜指向走廊最深处的一个房间说道。
我注意到走廊一侧的那扇小窗,那是这屋里我唯一熟悉的东西。
後来父亲怎麽救治沈老板的,我已全然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沈老板苍白脸庞上渗出的汗珠在煤油灯下闪出奇异的光芒。
他的嘴唇不断蠕动著,像一条在旱地上挣扎著的鱼在呼救。
“他在说什麽?”掌柜说。
“嘴在动,但没声音。”父亲答。
我望著他的嘴唇活动的轨迹,心想自己也许是世界上最懂他的人,有丝窃喜。
他喊的是他的名字。
“章义!章义!”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喊。
随後的事像个噩梦,入侵者似乎在一夜之间闯进了我们的世界,使我们措手不及。
表面上,小镇的生活还是很平静,但是,事情还是起了变化。
我不再去念书了,因为学堂里住满了日本兵,沈家茶馆里不再出现中国客人,因为那里改作了日本兵的食堂。
日本人成了小镇真正的主人,最後他们甚至征用了沈家老宅作为指挥部。
沈老板大病初愈,更加整日整夜地呆在楼上,对於日本人的行径不闻不问。
现在想起来,沈老板也许在那时已打算要离开茶馆,离开小镇,把一切撇下了。
他忽然在某一天与日本人做起了生意。
当时,我们都被蒙在了鼓里,直到抗战结束,从茶馆里搜出了一张契约,上面明明白白地写著沈老板用极其低廉的价钱将茶馆和老宅子转让给了日本人。
我这才顿悟他的失踪。
他去找章义了,他卖房子的钱是去帮助章义的。
只是他到死都不明白,他拿著的是日本人的脏钱,却用来资助抗日学生的抗日活动。
当然,在他的世界里,他用不著理解抗日的意义。
他只是去追逐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罢了。
那是1938年秋,日本人占领小镇三个多月後,沈老板从这个小镇上消失了,并再也没有回来。
我曾努力回忆最後一次见沈老板时的情景,但什麽也想不起来。
几年後,我与莹子成了亲,又几年後,我参了军,也离开了小镇。
临走时,她擦著早已哭肿的眼睛,对我说:“书阅哥,我会等你回来。”
我没有回答。
我知道总有人会离开,也有人会回来。
只是回来的人就是你等待的那个人吗?
谁知道。
当兵的日子里,我随大军辗转南北,遇到了许多人,只是最想见的人却没见到。
我只能想象著沈老板已找到了章义,把钱给了他,章义感激非常,将一生相托。
解放後,我作为工作组主任回到了故乡的小镇,主持整理抗战时期的资料。
在那段时间里,我无数次来到曾经的沈家茶馆,见那扇小窗还在,可惜窗里的人已不是从前的那个了。
不禁想起许多年前的某一天,那个男人的目光与微笑来。
恍若隔世。
某日午後,我打开一份从上海送来的文件,其间密密麻麻的人名。
其中有这样一行:
沈青远(汉奸罪)1945年2月被捕,判处死刑,5月枪决,被捕时发现2万银元,充公。
沈青远就是沈老板。 |